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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井坊与数代名人的历史作业

发布时间:2018-09-17 15:03阅读次数:740


百井坊与数代名人的历史作业

/谢 彬

编者按:

无论历史维度抑或现实维度,杭州在中国城市格局的序列中都举足轻重。

明末的杭州,堪称西方文化、新知、典籍在中国的传播中心。

利玛窦之后中西文化最杰出的传播者卫匡国,在这里沟通中西,传播文明。1671年,他按照西方的“造作制度”在今天杭州中山北路415号的地方,建造起当时中国最大的天主教堂。

清末民初,视杭州为“第二故乡”的新一代传教士又带来了20世纪的科技与人文荟萃。

1876624日,传教士司徒尔的长子、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司徒雷登,出生在耶稣堂弄3号。

司徒雷登及其家族,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在于教育,在于为这个古老国家输入工业革命以来的最新思潮。

父亲司徒尔曾开办过一所男子学校。母亲玛丽·霍顿创办了杭州第一所女子学校——贞才女学(弘道女中的前身)并担任校长。三弟司徒华林,曾担任过6年的之江大学校长。而司徒雷登本人,则是协助创建了之江大学,并将燕京大学推向国际一流。

一代代中外骄子在杭州传道、办学,播下了世界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种子;使得杭州在一次次的历史更迭中,始终站在时代的潮流之上。

无论城市版图如何扩张,杭州最核心、最隐秘的城市基因始终存留在古墙门内的街巷里弄间。

天水桥、耶稣堂弄、百井坊巷……这里是中外思想、文化、经济在杭州交汇碰撞的原点与拓展扩张的起点。

1657611日,卫匡国回到了离开近10年的杭州。

在老朋友浙江巡抚佟国器的帮助下,他着手按照西方的“造作制度”建造一座全新的教堂。

佟国器把天水桥附近的明代著名天主教徒、“圣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旧居旁一片园地拨给教会,1659年,新教堂的修建开始了。

两年后,教堂落成。史载,这座位于今天杭州中山北路415号的圣堂“采用欧洲格式,分三行四柱列……环境优美,从院中可以远眺起伏的峰峦与有名的杭州西湖”,堪称当时中国最宏伟壮丽的天主教堂。

时至今日,这座天主堂依然是杭州天主教众的礼拜之地。

时间回到16年前。30岁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在海上飘荡了3年,终于成功到达他神往已久的土地——中国。

年轻的马尔蒂尼从澳门登陆,随即北上,于当年10月,来到杭州。

作为利玛窦的超级粉丝,马尔蒂尼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卫匡国,字济泰。

1643年明亡前一年来到中国,到1650年进京拜见顺治皇帝,从大明遗臣们的支持者到清王朝的拥护者,七八年间,卫匡国以杭州为据点,至少游历了中国内地15省(两京、13布政司)中的六七个省,对中国山川地理、人物掌故了然于胸。他又广交江南名士、达官贵人,在传播西学的同时致力学习中华文化。

卫匡国之前,上一个与中国士大夫阶层广泛交游的,是他一生的偶像——利玛窦。

为了向中国人传播天主福音,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入华19年后,他终于通过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这些“欧洲方物”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认可。

而在传教的过程中,学识渊博的利玛窦不遗余力地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结交了一批中国的士大夫,并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西学的热潮。

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多人信奉天主教,当中不乏多名公卿大臣。其中有三个人最为著名,他们就是被称为“圣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李之藻,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明代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制炮专家,曾在光禄寺、太仆寺、工部等明代中央政府任高级官员。

初次见面,李之藻就折服于利玛窦的西学知识。

1602年,两人合作绘制了一张全新的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在这张世界地图上,首先明确了地圆说,区分了五大洲和四大洋,清晰地划分了温带、热带、寒带,对海陆分布、国名地名、物产风俗也都进行了说明,而且对经纬度测量方法和地图制作方法作了深入的阐述。

这对于17世纪的中国,实在太颠覆了。

监察御史杨廷筠,李之藻之友。

1611年,李之藻父亲去世,杨廷筠前去吊唁,他惊讶地发现李把所有的佛像都扔掉了,也没有请和尚来举行仪式,而是操办了一场西式的葬礼。震惊之下,杨开始深入学习天主教,最终,受洗入教,取名“弥格尔”。

李之藻和杨廷筠同为浙江仁和人。仁和,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作为当时中国的顶级知识分子,李、杨二人的入教经历其实与他们出生、成长、丁忧、交游的这座城市密不可分。

明末的杭州,堪称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心。由此,杭州也成为西学典籍的出版中心。李之藻编纂的西学丛书《天学初函》就是杭州出版的。

据统计,在1583-1753年间,传教士在中国刊刻的汉文西书不少于 243 种,而杭州至少刊刻了53 种,约占全国总量的 22%

1623年在杭州首次出版的《职方外纪》,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版世界地理专著。而1629 年由李之藻的辑刻《天学初函》将杭州的西方典籍出版推向高潮。

早在四百年前,杭州就已是中国“国际化”的前沿之地。

1650年,卫匡国调任中国教区耶稣会驻罗马代办,负责返欧向教廷陈述关于中国传统的敬孔祭祖问题。

这便是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件——明末清初的“礼仪之争”。

此时,卫匡国肩负重大使命。

他把自己在中国耗费8年时间调查、搜集、研究的有关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等五十多种资料装入行囊,于当年底,“沉沉重重驮载了一大批文件”离开杭州。

抵达教廷后,卫匡国在申辩中始终坚持中国习俗是民间的礼节,也为有学问的人所遵守,是可以为天主教徒所接受的。

终于,卫匡国的努力获得了成功。

在此期间,卫匡国把有关中国的知识更仔细、更正确地传播给欧洲,受到了各地学者的欢迎。他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第一部用投影法制图,将中国的自然、经济和人文地理概况进行系统性介绍的地图集——《中华新地图集》。

此外,卫匡国还出版了《中国上古史》,以及描写明清之间朝代更替的《鞑靼战纪》,向欧洲通报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

欧洲轰动了。

世所公认,卫匡国是继利玛窦之后的又一位将毕生精力和智慧奉献给中西文化交流的意大利人。在17世纪中后期,他在维护和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公元893年,唐景福二年,钱镠升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从此开始割据一方。

同年,他麾下福州营、大路营两个营盘的军队驻扎在祥符寺一带,为解决兵营的饮水问题,于是在寺北一带凿了九十九眼井,号称“百井”。至后世,这个地方被叫做“百井坊”。

在百井坊,也就是杭州第一座天主教堂的附近,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长老会的第一批传教士胡思登、郝理美、司徒尔建起了杭州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胡郝礼拜堂。

1874年,教会追加了建造经费,胡郝礼拜堂加以重建,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基督教天水堂”。在“天水堂”的后面,有两幢传教士住宅楼、五六幢男女书屋及宿舍等一大片建筑群,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片建筑群所在的小巷称作“耶稣堂弄”。

1876624日,传教士司徒尔的长子、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司徒雷登,出生在耶稣堂弄3号。

童年的司徒雷登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11岁时随父母回美国探亲,在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

1904年,他回到阔别17年的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一边做牧师,一边做老师。

司徒雷登及其家族,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在于教育。

父亲司徒尔曾开办过一所男子学校。母亲玛丽·霍顿则创办了杭州第一所女子学校——贞才女学,并担任校长,1912年,贞才与育才、蕙兰三所女学合并一校,这就是民国期间杭州最著名的女子学校——弘道女中。

现在的杭州市妇幼保健院,就是当年弘道女中的校园。“学术沟通东西洋,放开世界眼光”,这是弘道的校歌。弘道的女儿们是杭州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一代学子,数年的学习直接影响了她们未来的人生。201185日,学士路妇保医院前的花坛里,立起了一座校碑——1867-1952,弘道女学校原址”纪念碑。

司徒雷登的三弟司徒华林,曾担任过6年的之江大学校长,和金陵神学院的名誉校长。

而司徒雷登本人,则以董事的身份协助创建了之江大学,并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将燕京大学从一无所有变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

为了办好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做了影响深远的两件大事。

其一是延请名师。到1920年代,燕园已是大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历史系有陈垣、顾颉刚等;哲学系则有冯友兰、张东荪等。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都是那一时期的燕大学生。

第二件举措则是真正奠定了燕京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

从燕园古典的中国园林式建筑到西方式的文教体育设施,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到 《哈佛亚洲学刊》和《燕京学报》的创办;从“通才教育”到“国际化”等,司徒雷登执掌的燕京大学都体现了“中西一治”的开明文化观,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育的本质在于传播新知,在于塑造人,并使之与其他人沟通、交流、联合。出生于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让那个时代最新潮的思想文化、科学新知在中国、在杭州萌芽、勃发、繁茂……

201498日,哈佛大学对外宣布,收到建校378年以来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由香港恒隆集团陈启宗、陈乐宗兄弟的晨兴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用于人类医学研究。

为纪念已故的恒隆创始人、陈氏兄弟之父陈曾熙,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改名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陈曾熙,生于1923年,广东台山人。

早年曾在日本学习土木工程的陈曾熙,于战后来到香港。

战争的灰烬给香港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资金、设备、专业人才和大量人口。1949年之前,香港人口大约50万,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就达到100万左右,而1949-1978年间的“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

杜月笙们的历史结束了。新一代人的时代来临了。

1960913日,陈曾熙正式注册成立恒隆有限公司。初期,恒隆在九龙太子道一带开发住宅楼宇。

恒隆的起步,得益于60年代初与港府的一次换地交易。当时恒隆手上拥有一块九龙荔枝园后山的地皮,而港府需要在此兴建玛嘉烈医院,于是提出以何文田山地皮与恒隆交换。后来恒隆在此发展住宅楼宇“恒信园”,获益数千万,才有了公司日后在地产业发展的基础。

整个60年代,香港经济增长速度为12.7%。对财富的渴望,化作港人源源不断的动力。恒隆与长实、新鸿基、恒基、新世界、会德丰等日后的商界巨头,共同缔造了战后香港商业的繁荣。

197080年代,港府兴建地铁,恒隆成为香港开发“地铁上盖物业”最多、最有经验的开发商。1981年,恒隆与当时的香港楼市一起达到顶峰。意气风发的陈曾熙联合新世界等多家地产集团合组成3个财团,成功夺得地铁港岛沿线9个地铁站上盖物业发展权。一时间,全港为之瞩目。

1991年,恒隆进军内地内场,在上海先后打造了恒隆广场和港汇恒隆广场两个标杆项目。

在经营上,恒隆从一开始就与长实、新地等有明显的不同——相当重视地产投资业务。70年代起,恒隆就采用“买地、起楼、租”的长远策略,1972年上市时,它的租金收入仅500万港元,占公司经营收入的10%。但到1977年度,租金收入已增加到2880万港元,占公司综合纯利的比重已超过45%。

上世纪90年代,在陈启宗执掌恒隆后,除了积极拓展内地业务,在香港本地,以淘大置业为主体(恒隆地产前身),实施“买楼、租”策略,集中于扩大投资物业,持有并运营。

1996年,淘大置业旗下的收租物业面积已达546万呎,其中绝大部分均是位于地铁及九广铁路沿线的优质物业,年租金收益接近24亿港元。

“自1991年担任主席后,他做了一件我没有见到有第二个华人企业家做过的事,就是每年亲自撰写两家公司的《致股东函》。

前《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这样评价陈启宗。

“陈启宗的文章不是流水账……而是以大历史观和全球大视野,谈经论政,评点制度,透视文化……”秦朔说。

比如2016年度的《致股东函》,第一个问题就是:举凡任何有事业野心渴望在商界取得成功的年轻人,都应先问自己两个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我应该到哪里去?我应该投身哪个行业?

而在最新的2017年度《致股东函》中,陈启宗写道:

“内地和香港的零售销售持续复苏……6年的寒冬现已成为过去。

看好后市的恒隆终于出手了。

公告名单披露后的不久,528日,恒隆地产以107.3亿的价格,摘得杭州核心商业区百井坊地块,楼面价55285/平方米,最终溢价率高达118%,创下杭州历史上最高单价记录。

此时距恒隆上一次在武汉拿下武广商圈地块,时间已经过去5年。

5年,内地房地产市场迭代速度之快,史无前例。

不得不说,即便是港企阵营的竞争,恒隆也已显出颓势。相较于新鸿基有IFCIAPMITC,太古有街区式商业“太古里”、太古SOHO,九龙仓有IFS,新世界有K11,二十年来恒隆有且只有一个恒隆广场。

比如九龙仓。作为商业地产领域的后来者,其目前完全建成营业的只有2014年开张的成都IFS2018年刚刚开业的长沙IFS,但这两个项目却不是一般的恒隆广场可比。

据九龙仓集团2017年年报披露,成都IFS商铺出租率高达99%,全年营收10.9亿港元,盈利5.07亿港元。单从营收利润上看,一个成都IFS已经能顶大约5个左右的沈阳恒隆广场。而这两个IFS,恰都是九龙仓在与恒隆的较量中赢得的胜利果实。

“杭州是中国科创中心……”恒隆传讯及投资者关系董事关泽辉如此说道。

在成功竞得杭州百井坊地块后,恒隆对外发声,强调百井坊项目总投资190亿人民币,定位世界级高端商务商业中心。

“大历史观”著称的陈启宗想必知悉,杭州又何止是一个“科创中心”。

无论历史维度抑或现实维度,杭州在中国城市格局的序列中都举足轻重。

杭州在中国文化第一次南迁、西晋“衣冠南渡”的大时代里登上历史舞台,以江南文化符号般的存在烙进天下士子文人的记忆深处;又在中国文化第二次南迁的进程中,问鼎国都,成就中外文化在此交流的第一次高峰;继而于明清变革之际,成为西方传教士汇聚之地,17世纪的全球最新科学、文化、思想在这里碰撞交锋;而后清末民初,千年未有之变局,杭州再一次接续三百年前中西对话的余韵流传,由视杭州为“第二故乡”的新一代传教士带来20世纪的科技与人文荟萃;时至今日,科学革命时代,藉由世界级的“时代之星”企业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红利,杭州再一次站在了潮流之上……

2017811日,临安正式撤市设区,成为杭州“第十区”。自此,杭州市域面积从4876平方公里增至8000平方公里。

然而,无论杭州的城市版图如何扩张,其最核心的城市基因始终存留在古墙门内的街巷里弄间。

百井坊巷,一头串联起杭州城市建设的奠基者钱镠,一度又以仁和县署而存在,另一头又串联起当代武林商圈之核心,这里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商业中心。千载而下,每个历史进程波澜壮阔的时代,最杰出的大脑在这里激荡出动人心弦的火花……

现在,最新的历史问卷交到了陈启宗的手……恒隆又会如何解题?

(作者系微信公众号“浙房会”主编)